我晚年所居的海淀承泽园小区，是北大离退休教师的住宅区之一，它位于蔚秀园、畅春园西侧。为避免影响颐和园和佛香阁的景观，这里的楼层较低（仅三层），却花木繁盛，别具一格。每家居住的面积不过70余平米。由于多年的相识与交往，邻友中给我印象颇深者，有俄语系的三位先生：左少兴、顾蕴璞、臧仲伦，我暗自称他们为“园内俄语三杰”。他们仨有几个共同特征：一，都是南方人，且年龄相同或相近，顾、臧同年，左比他们俩年长一岁。二，都是俄罗斯语言文学方面著名的专家学者。三，都致力于将教学、研究与翻译结合，著作等身。四，都外文与中文兼秀，翻译与著述俱翠。他们个性鲜明，且各有特别突出的专长。臧仲伦，性格内向、沉稳，埋头苦干，日夜兼程，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作品，还翻译了普希金、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高尔基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共计达1500余万字。2007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同时，他著有《中国翻译史话》等。不幸，他已于几年前驾鹤仙去。顾蕴璞，则性格外向、活跃，乐于助人。他以“俄罗斯诗歌翻译家”著称。代表译作有《莱蒙托夫诗选》《叶塞宁诗选》，曾编纂《莱蒙托夫全集》（5卷本），并有《莱蒙托夫研究》等专著。1997年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莱蒙托夫奖章”。

　　这里着重谈谈左少兴先生。今年，他已年近90，江西永新县人。微胖的中等身材，不论在北大校园，还是在承泽园内，遇见他，总是那么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回到家中，他便俯首书案，或精读古典，或辛勤笔耕，从不中断。由于身患痛风顽疾，腿脚行走不便，他时常依仗自行车。前些年，他每天骑车到校园内活动、锻炼。近年来，他只能以车为杖，推着自行车在承泽园内漫步或与人交谈，仍然是一副潇洒、乐观的姿态。

　　我认识左先生，是1970年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按军事连队编制，他属第九连，我属第八连。一次因水稻种植的浇灌，需要抢制一批水泥管，便从两个连队各抽几人来制作这种管子。我与他从此成了“战友”，一起劳动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才30多岁。当时的劳动相当艰苦，但精神却也悠闲。制作水管需要扎夯和浇灌水泥，我们常一边扎夯，一边谈笑，或呼喊着劳动号子。大概是由于我身材比较瘦小，他常叫我“小张”，我叫他“老左”。时光荏苒，几十年了，我们都已年过80。有一次，我与一位客人因事奔走在校园内，老左骑着车老远地看见我，竟举着手大声高呼：“小张！”客人十分惊奇地问我：“怎么还叫你小张？”我只好尴尬地回答：“唉！一直就这样，他叫惯了！”

　　中国的古代俄罗斯语言文学巨匠

　　说起俄语，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强调学习苏联，俄语学习成全国一大热门，各大学公共外语课，普遍设置俄语，成为“第一语种”。老左于1954年8月由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北大俄语系任助教，正赶上这一热潮，并一辈子与俄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俄语系条件优越：一是聘请的苏联专家较多；二是还有一批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青年学者。系里设置了文学和语言两个研究生班。同时，系领导还决定，由语言教研室三位青年教师（包括左少兴）脱产学习，要求他们在苏联专家回国后，能顶上专家所授的课程。1956年初的一天，当教研室主任田宝齐教授把脱产学习和承担任务的决定告诉左少兴时，他并没有思想准备，当田先生还说让他专门学习古代俄语时，他就更加感到愕然了。他心想，“我的现代俄语水平还亟待提高；恐怕难以学好古代俄语；而且，这门课也是冷门，我担心学而难以致用。”这种顾虑难免，我们中国人学习母语的古代语言文字，都常感困难，更何况是俄罗斯的古代语言文字呢？但老左经过反复考虑，特别从外语界前辈学者如李赋宁先生学习和讲授古代英语、英语史的经历中得到启发，自己虽然缺乏李先生在耶鲁大学英文系研究院学习、研究的有利条件，但终究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只要主观努力，就会勤能补拙，勤也能补“缺”的。这决定了他一生治学的专业方向。

　　学校和系里为他先后安排了两位苏联专家授课。头一位给他与田宝齐教授上“小班”课，不久田先生因病退出，专家便只对他一人讲授俄语历史语法，并批改书面作业。他奋力攻读，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做完了供苏联高校学生用的古俄语练习集。另一位从校外聘来的专家，每周一次来校授课，听课者又只有他一人，主要讲解古俄语文献，并质疑、答疑，使用当年苏联教育部审订的高校教材《古俄罗斯文学选读》。实际授课时间只有16周。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争分夺秒地攻读了大量俄语文献资料。1957年下学期，他便为俄语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俄语历史语法”课程。

　　到5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俄语学习的热潮逐渐淡化下去，大学的公共外语课也由英语代替了俄语。而且由于社会政治动荡的大环境，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教研实际中断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俄语系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时，老左才重新开设“俄语史”“古代俄语”“俄语古文阅读”等选修课。他还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现代俄语语法”课。每当他回想起当年受到的特殊教育和培养，便觉得理应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更好地回报社会和北大。1996年，他与北大历史系教师合作翻译了《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其中便包含大量的古俄语文献资料。1997年，他编著了国内第一本《俄语古文读本》。2003年，他又对黑龙江大学李锡胤教授的古俄罗斯爱国主义英雄史诗《伊戈尔出征记》译注本做了精细的编审校改工作，等等。

　　2015年出版的《俄语的数、数词和数量词研究》，是老左在现代俄语词法学方面的代表作。中国人学习俄语，对于数和数量词的结构和应用，常常感到相当困难，就连俄语专业的师生，对于某些疑难问题，也苦于找不到准确答案和解释。老左正是紧密配合教学的需要，针对学习中的疑点和难点，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材料、反复研究和推敲，才正式形成和出版了这部专著。此书在出版之后，受到俄语学界的高度评价，对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十七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选读》是老左的另一部重要的编译注著。这是他在新世纪一开始就试图着手编译的读本。在他退休多年之后，正当80高龄之际的2009—2010学年度，又接到俄语系的“特聘”，给系里硕、博研究生和外校进修生开设“古代俄罗斯语言文学”课程，在讲授中便有意识地使用了《选读》中的某些“文本”或片段。在80高龄之际，使他感到重新与青年学子一起，感受青春活学，真是“学到老”“老来学”，又一次“教学相长”的受教育的好机会。十七世纪的俄国文学作品，正是以普希金为起点的俄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渊源，却尚未正式进入我国俄罗斯文学史家的视野。因此，老左的编撰和选译的意向，如他所说，正是“处于当前教学科研现状和客观需要的考虑”。

　　此外，他的重要译著尚有《从东方到西方》《契诃夫作品集》等。2018年又出版60万字的巨型新版译著《文字的历史》。同时他还在各类刊物、报纸上发表有关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论文数十篇，并不断应邀到系里和校内外授课或讲学，为教学、科研和培育人才，仍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思索与探究之中。

　　承泽园内的居民，在交谈议论中涉及他时，总不时地发出赞叹：“他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

　　教育者“受教育”的典范

　　老左在俄语系正式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退休后又继续奋斗20余年。老左在60多年的教研生涯中，总是勤劳、虚心地主动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同时，他把践行受教育的经验和体会陆续写成文章，在《北京大学校报》上，开辟一个“受教育记”的专栏，前后发表文章15篇。其要义约略有几个方面：

　　（一）求教于“一字之师”

　　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翻译家兼教育家严复，严复关于翻译有一句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国内翻译界也流传着一句话：“富于千篇，穷于一字。”老左对此深有感受。

　　上世80年代，他因讲授“斯拉夫—俄罗斯”语言及其历史的课程，苦于材料不足，连日忙于在北大图书馆内搜寻。后找到一本用俄语写的内有“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专门章节的书——《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从多种角度描写了世界古今各种文字的历史，材料丰富，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国内尚无此类书籍出版。老左郑重地向北大出版社提出翻译此书的意向，并征得同意。但是要把这样一部涉及面很广的学术专著，正确无误地译成汉语，难度很大，其中各国名词术语不仅量多，而且大都用俄文字母拼写译出，有些在国内的语言词典中，简直“查找无门”。在译到印度古代文字时，曾碰到两个用俄语拼写的名称，在最权威的《大俄汉词典》中也查不到。若按俄语字母拼音译出，则根本不解其意。老左便专门去向外语界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求教。经季先生指点，此词在我国已有现成译名，并被普遍采纳，且已“约定俗成”。季先生说：“一名已立，慎勿他移”（或“他译”）。后来，他又从北大专攻印地语的殷宏元教授那里了解到这个词的拉丁（字母）名称。因此，由严老校长的“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到季老先生的“一名已立，慎勿他译”，便成了老左激励、警戒自己的座右铭。

　　其实，老左在北大还有更多的“一字师”或“多字师”。又如裘锡圭（中文系，古文字学）、杨业治（西语）、刘麟瑞（阿拉伯语）、殷宏元（印地语）、王廷荣（法语）、赵登荣（德语）、叶奕良（波斯语）、崔荣林（日语）、张会成（阿拉伯史）等学者专家。他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相关的语言文字历史的知识，而且学到了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老左在北大前后住过三“斋”（备斋、才斋、全斋）和三“园”（镜春园、燕东园、承泽园），其中在承泽园住的时间最长，至今已有28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就近在园内求教的师友也较多，他又名之曰“园中师”。

　　2012年老左出版了译著《从东方到西方》，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同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欧的历史，其中涉及的知识面极广，特殊的名称、术语极多。为了完成这一译著，老左除了充分利用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外，还多次首先请教了园内师友。其中有已经作古的中文系周强、沈天佑教授，出国的东语系朴忠禄教授，北大出版社王世厚编审，以及非本园的原考古学系主任李伯谦教授，等等。

　　所以，校内外的一些朋友常对他说：“不在北大，你是译不出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这一类书的。”诚然如此，北大作为历史比较悠久、学科和语种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拥有一批学识比较渊博、功底比较深厚的人才。他们往往乐于切磋学问、共同探索、追求真理。像老左这样具有语言文字天赋，又刻苦钻研的学者，在这块广阔的园地里，四处拜师，虚心求教，便更是如鱼得水，自由驰骋了。他把自己锻造成了古俄语专家，绝不是偶然的。

　　（二）倡导严谨学风

　　老左认为，他在北大所受教育最值得珍贵的，是北大的学术传统，特别是严谨学风。这方面他特别注重学习前辈学者的治学风范。他首先推崇北大前西语系（现英语系）的三位已故著名学者朱光潜、杨周翰和李赋宁先生。老左身在俄语系工作，未能置身课堂聆听他们的讲授，但从阅读他们的著述、参与学术活动和实际接触中就可体悟到他们的人格与学风。他尤其赞赏李赋宁先生在《吴门问学小记》中的一段话：“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优良传统和吴达元老师的辛勤严格的教学，使我的法语基本功打得比较好，这对我以后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学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有利的。首先我学会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准确和不准确，像对真理和谬误、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恶一样，加以泾渭分明的区别，而且做出了选择，养成了习惯……”老左把这当作自己治学的“要领”，奉为圭臬。杨周翰先生的学术专著《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份量的学术力作”。鉴于英国文学方面的通史著作已出不少，杨先生主张多出一些断代史，又鉴于17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大都没有中译本，青年学生比较陌生，杨先生又建议，尽量多译些文学作品的选段。老左认为，这对“俄罗斯文学史”的编写和选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这也表现出杨先生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因此,应当尽心尽力地写出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十七世纪俄国文学》。

　　老左极为推崇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风严谨是密切联系的。在翻译方面，他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待他人的翻译，他也是严格要求，与人为善地批评缺点、错误。在198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在论文中主张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译成“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与会的朱先生严肃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和译法。随后，朱先生又继续撰文，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说明此词绝不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而只能译为“人类学原则”。他要求大家老老实实下功夫，使学术走上正轨。朱先生这种“一字不苟”的严谨态度，对老左的学术翻译和学术批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在以上两个方面之外，老左还特别学习了马寅初校长所说“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的精神，他坚决抵制，公开批评了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鉴于老左的重大成就与贡献，2012年，北京大学校方和外语学院授予他“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奖；2019年，他获全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接着又获北京大学离退休教师“学术特别贡献”奖。老左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何在？一曰本人的高度勤奋。他心无旁骛，完全痴迷于俄语，特别是古俄语。并致力于古代语言知识和现代语言知识的结合,俄罗斯语言与文学的结合,俄罗斯文化国情与历史的结合。二曰北大的有利条件。最初的苏联专家指引，馆藏的丰富图书资料，多学科、多语种的学者、人才，更有自由而严谨的学术氛围。这些优势，烘托着老左成为重量级学者。三曰家和万事兴。家风家教严谨，全家生活和谐美满,使老左始终能集中全力于学问。这也是他在”古稀”和”耄耋”之年在学术研究上能充分发挥余热和作出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张翼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