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仕途，心中惦念乡亲冷暖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潍县（今山东潍坊）做官时，题写在一幅送给友人的《墨竹图》上的诗。

　　郑板桥以擅长画竹而著称。这位心思细腻的艺术家，曾有过十二年的仕宦生涯。郑板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这条路走得异常艰辛，后人称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从25岁中秀才，到44岁中进士，时光已经过去二十年。

　　郑板桥中进士后，又等了六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获授官职，出任范县（县治在今山东聊城）县令。这一年，郑板桥正好50岁。据载，他在范县任上“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所谓“苞苴”原是指用来包裹鱼肉的蒲包，后引申为贿赂，可见郑板桥是一位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他也是一位勤政的官员，及时处理公务，不将今天的公文留到明天来处理。

　　郑板桥在范县共任职五年，在52岁时，他迎来了人生中一件大事，他的次子出生了。二十年前，他的长子不幸夭折。老来得子，自是喜不自胜，但公务繁忙，无法多与儿子相伴，他只有将教育儿子的重任交给弟弟郑墨。

　　郑墨比郑板桥小二十多岁，故而郑板桥在家书中，既有指导郑墨如何代自己教子的内容，也有对郑墨的指导。郑板桥将其中的十六通家书编订成册，以“与舍弟书十六通”之名行世。这十六通家书处处显示出郑板桥的真性情，他大胆放言，又心地宽厚，可见其为人之道、治家之道与读书之道。

　　乾隆九年（1744年），在范县任职两年的郑板桥，写了一封家书给郑墨。信中说自己“成进士，作官数年无恙”皆是侥幸，他惦念着家乡江苏兴化的亲朋好友，“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他让郑墨拿着自己的俸禄回到家乡去，“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在家书中他列出一定要照顾到的亲朋好友，其中还包括旧时同学。

　　郑板桥回忆起往昔与同学“谈文古庙中，破廊败叶飕飕，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骑石狮子脊背上，论兵起舞，纵言天下事”，这些人后来虽然没有取得功名，但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们。郑板桥十分厌恶一些科场得意之人的骄矜，将自己的运气误以为是实力，他请郑墨寻访到旧时同学并予以接济。这封家书的最后，郑板桥交代郑墨尽量照顾到更多人，“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赒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

　　乾隆九年秋天，接到郑墨说家中稻田获得大丰收的家书后，郑板桥“甚喜”，随即展开了诗意的想象，想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想象“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郑板桥的这两段文字，画面感十足，让人读后不禁心生暖意。

　　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士作为社会的精英，不免对农、工、商有歧视，认为农、工、商为劳力者，士为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郑板桥能够超越这一偏见，在这封家书中直言“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他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农夫的辛勤劳作，生产出粮食，其他人都要饿死。

　　郑板桥的这一说法，还带着对当时士人恶习的痛斥，当时士人已不能“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世”，而是“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他认为带有这种想法读书，从一开头就是走错了路，以后只会越走越窄。

　　为此，他嘱咐郑墨切不可在家乡多置田产，若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他说自己平生最重农夫，所以希望郑墨也能礼遇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郑板桥往往能见常人所不能见、发常人所不能言，而在这背后，有其狷狂之气，也有其古道热肠。

　　救灾潍县，公务之余教子忠厚

　　郑板桥的古道热肠，在他任职潍县时充分展现。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从范县来到潍县任县令。人称“小苏州”的潍县，此时正遭遇连年的饥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郑板桥内心忧急如焚，下令开仓赈济，他的同僚却不建议这么做，劝他应向上级报告获得允准后再开仓赈济，郑板桥何尝不知个中道理，但饥饿的百姓已经等不及了，他向同僚表示“有谴我任之”，所有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不连累他人。他让百姓写借条领取粮食，待其离任之时，他将借条一把火烧了。大约是在此时，他写下了本文开篇的那首诗，因为目睹太多的黎民之苦，所以风刮竹叶的声音让他疑心是民间疾苦声。

　　郑板桥任职潍县的第三年，饥荒仍未停止。这年秋天，郑板桥决定修筑城墙，潍县原只有夯土城墙，防御功能较差，宜改为石城，同时，这也是以工代赈的好办法。郑板桥首先捐款筑城，当地士绅纷纷响应，在他为修城一事所写的文章中，特别说明除了自己捐款修筑的一段外，“其余各任各段，各修各工，本县一钱一物概不经手，但聿观厥成而已”。这项工程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这年秋天，潍县终于丰收，逃荒的饥民纷纷回来。然而，郑板桥却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噩耗，他的次子到了入私塾读书的年纪，却不承想染病身亡。

　　一年前，他在潍县衙署中写信给郑墨，告诉他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儿子。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他爱子有方，且爱子有度。

　　他对郑墨表示：“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郑板桥再度提到了“忠厚”，这是他教子的关键词。他举例说明何是忠厚、何是残忍。郑板桥平生最不喜欢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将鸟囚禁在笼中已属残忍，更何况去残害动物呢。他甚至认为“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虽属无心，也是残忍。

　　顺应物之性才能算是忠厚，那么如何才能在“物之性”与“吾之性”两者间取得平衡呢。郑板桥再度以养鸟为例来说明，他认为“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颒面（即洗脸）、漱口、啜茗，见其扬翚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如此既使鸟得自由，又让人欣赏到了悦耳的鸟鸣、斑斓的色彩，如此艺术化的生活境界，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郑板桥在这封家书中写道：“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要达到此天地境界并不容易，需要持之以恒地修身，对自己品性、趣味进行不断磨砺。古人之壮游山水、推崇山水画，其原因就在于借此来涵养一种宏大的境界，培植一种君子宽厚仁爱的人格。

　　在潍县写的家书中，还谈到了为次子请老师的事，希望他尊敬老师，也要尊敬同学，他的年纪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郑板桥认为“择师为难，敬师为要”，如他这样的读书人，一旦进入仕途，就很难亲自教导儿子了，必须请好老师。但所请的老师很可能只是“一方之秀”，没有达到学富五车、名扬海内的程度，本家子弟不得“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误”，他认为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长处，宜“就师之所长，且训吾子弟之不逮”。

　　可惜，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冬天，他听说才华横溢的好友、“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去世，悲痛不已，后来他知道金农去世是假消息，但自己的儿子却是永埋黄土之下。

　　手不释卷，读书明理作个好人

　　郑板桥任职潍县七年，除了倾力救灾外，多有善政。常为后人提及的有这样一桩美谈，有一夜，郑板桥外出，在县里一户人家的窗外听见了读书声，走进屋子一看，家徒四壁，一位叫韩梦周的青年正在灯下苦读，郑板桥决定资助他，而韩梦周也不负所望，考中进士，成为清代山东一位著名学者。

　　在赈灾一事中，郑板桥未经上级允许先行开仓赈济，又下令要求富户开设粥厂接济贫民，竟使他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郑板桥遭诬告在赈灾过程中有中饱私囊之嫌，最终竟因此罢官。他向前来接任的官员辞行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只有三头毛驴，一头供仆从骑，一头供郑板桥骑，一头“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这就是他对诬告之人最有力的驳斥。郑板桥此后不再出仕，在扬州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一生保持书生本色，他对蝇营狗苟之辈极尽嘲讽之能事，但对于如韩梦周这样未染流俗气的书生关爱有加。在郑板桥写给郑墨的十六通家书中，他常谈到读书，由其所读之书、读书之法亦可见他的书生本色。

　　雍正十三年（1735年），43岁的郑板桥在镇江焦山备考，写给郑墨家书一封，告诉他何书可读：“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当时举子备考，有只读程文即考试范文者，甚至连四书也不读。郑板桥建议郑墨要阅读原典，但无须贪多，儒家经典之外，要读《史记》《庄子》《楚辞》，贾谊、董仲舒、诸葛亮、韩愈、杜甫的书。这封信的最后，郑板桥还提到了宋代大儒张载，称其“《西铭》一篇，巍然接六经而作，呜呼休哉”，也是不可不读之作。

　　阅读古人传记时，常会提到某人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郑板桥却不认为这是好事，“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举了孔子、苏东坡读书的例子，说这两个人都有过目成诵的本事，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苏东坡在翰林院读《阿房宫赋》至凌晨时分，不感倦意，因为他读得仔细，有许多体会与心得。

　　郑板桥赞同古人所言读书是救贫的良法，故而要以读书传家，但若是读书的目的太功利也非好事，他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读书是为了明事理，而明事理是为了“作个好人”。“作个好人”，寥寥四字，何其简易，却又深邃无比，值得我们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