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得英才共著史
《资治通鉴》同修刘攽、刘恕的故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时间跨度最长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力才撰成此巨著,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刘攽、刘恕等几位助手的帮助。刘攽、刘恕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也有宽仁治民、封还衣袜等美谈传世,可见其清廉品质。
刘攽、刘恕等人的工作为《资治通鉴》的编纂打下基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表现之一是我国历史文献的连续性与丰富性,古代说书人常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来开场,即体现出一种历史连续不断至于当下的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编纂史中,古人创造了多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其中两位“司马”贡献颇大。一位是西汉的司马迁,他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一位是北宋的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时间跨度最长的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开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第二年北宋建立,对司马光而言,就进入了当代史。《资治通鉴》共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
它的篇幅庞大,足有294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工作,标点《资治通鉴》是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参与整理的范文澜、顾颉刚、蔡美彪、邓广铭、聂崇岐等人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家,标点质量很高,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十大册,近一万页。现在市面上通行的这一版本,已分为二十册,更方便阅读。进入新时代,对标点本《资治通鉴》进行修订的工程已经启动,未来读者将见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版本。
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光阴才撰成《资治通鉴》,他在元丰七年(1084年)向宋神宗进《资治通鉴》时,说自己如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身体状况已不是很好了。司马光希望宋神宗能在闲暇时打开此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一年,司马光66岁,两年之后,司马光与世长辞。
《资治通鉴》的撰成,司马光的贡献最大,但要修成如此大规模的史书,他也需要助手。在元丰七年的上表中,他一一列举了助手的名字:
检阅文字 司马康
同修 范祖禹
同修 刘恕
同修 刘攽
在司马光的耀眼光芒之下,几位助手却相形落寞,其实他们也是当时一流的人才,在史学方面造诣很深。三位同修的分工,刘攽负责汉代史,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和五代十国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史,“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
据柴德赓《史籍举要》所言,“同修诸君虽同预修史,实际只是作长编,对材料,参与议论;至于总持大纲,笔削取舍,都是司马光自任其劳。”
何为长编?写作编年史、年谱等,都需要以长编为基础。长编的做法是,先尽可能多收集相关材料,再按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并对材料进行考订。长编是精心收集考订的史料集,是还有待于提炼的初稿,《资治通鉴》就是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缜密删订后方才问世的。后来也有历史学家直接将长编出版,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是研究北宋历史必须参考的史料,它在时间上紧跟在《资治通鉴》之后,在编纂方法上也效法《资治通鉴》。
长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质量。长编最是考验一位历史学家的识见与耐心。历史研究强调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史论要从史料中出,因此对史料的考辨至关重要。
《资治通鉴》的成功之处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三位同修所作的长编质量很高,而长编已隐入《资治通鉴》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已看不到了,幸好司马光的助手们在《宋史》中皆有传记,后人可借此了解他们的治学与为官。
刘攽家有“墨庄”,两代共研汉朝史
“幽事随时有,移书晒日华。囊开鱼蠹字,眼晕石榴花。病忘多三箧,劳心愧五车。赐书仍有品,前辈羡吾家。”这是刘攽写的诗《晒书》。
古人有晒书的风俗,早在东汉,就有月令书提到农历七月初七即七夕,“曝经书及衣裳”,用阳光杀死藏在书中的蠹虫,以此保护书籍。对于刘攽而言,晒书不限于七夕这天,是随时可做之事,而且他将其称作“幽事”,可见其爱书之深。
刘攽自豪的是家中藏书丰富,惹得别家羡慕不已,这其中有几代人的积累,也有朝廷所赐之书,能获得朝廷赐书,实在是读书人家莫大的荣耀。在石榴花盛开的庭院中,刘攽望着阳光下一一摊开的藏书,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书香,心中除了有自豪之情外,还有一些愧疚,愧疚自己没能照顾好这些书,愧疚未能学富五车,愧疚未能充分发挥藏书之用。
刘攽来自宋代江西新喻的“墨庄刘氏”家族,新喻即今之新余。刘攽的祖父刘式,曾手抄了不少书籍传给后人,刘式去世后,抚养孩子的重任都落在了其妻陈氏肩上,有人劝她多置田产以为长久之计,陈氏不以为然,指着家中千卷藏书,表示有此“墨庄”,何须“田庄”。陈氏督促孩子读书甚严,而其子孙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不俗成绩,为家族获得了荣耀,也使陈氏得到贤母之美誉。
刘攽在庆历六年(1046年)高中进士,同榜进士中还有他的哥哥刘敞,兄弟二人同科中举,一时传为美谈。更能彰显墨庄刘氏文化底蕴的是,刘敞、刘邠、刘敞之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可见汉代历史研究是其家传学问,司马光请刘攽负责汉代史是很有眼光的。
刘攽还有《东汉刊误》《汉官仪》等书传世。《东汉刊误》是对南朝范晔的《后汉书》的校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明代国子监重印《后汉书》时,将刘攽的校勘成果散入到正文中,以便学者参考。《汉官仪》则是对汉代官制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刘攽曾被贬至曹州(今山东菏泽)任知州,当时此地盗贼出没频繁,前任知州用重法治盗都没有什么效果。刘攽上任之后,一改重法治盗的前例,改以宽仁之法,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哲宗即位后,刘攽曾短暂到朝廷任秘书少监一职,不久就因病自请到地方任职。时为中书舍人的苏轼等人上书朝廷,称赞刘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希望能让他留在朝中为官,获得同意。
刘攽之“能文章”,不仅是能写历史文章,亦能写得一手好诗文。他曾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显示宋诗崇尚意趣。刘攽的诗歌名篇有《新晴》《雨后池上》等,其中《新晴》写夏日景色,适合当下阅读,诗曰:“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刘攽到底是出自书香世家,连他笔下的南风也是爱读书的。
刘恕嗜学如命,病中仍不忘修史使命
当初,司马光奉命编纂《资治通鉴》时,宋英宗允许司马光在馆阁文臣中挑选助手,司马光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
刘恕来自江西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与刘攽的家乡不远。两人同来自赣西地区,可见当时这里文化深厚、英才辈出。刘恕负责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与汉唐大一统王朝不同,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西晋短暂统一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战乱频仍,又兼五胡入华,民族之间大融合,要理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已属不易,更何况要深入探究细节。
刘恕对于这段历史相当熟稔,司马光有不能明了之事,皆听取刘恕的意见。刘恕似乎特别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他将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整理得井井有条,便利司马光的工作。《宋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刘恕曾与司马光同游洛阳的万安山,路上看到一块石碑,读碑文知道涉及一位五代不太有名的将领,刘恕能够将此人的事迹一一道出,司马光回家后翻阅史书,果然与刘恕所言一致。
范祖禹在《秘书丞刘君墓碣》中也曾称赞刘恕博闻强识,“纪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刘恕的字)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于一时”。
刘恕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对学术的专注是分不开的。与刘攽家富有藏书不同,刘恕需要到别人家借书。他的朋友宋敏求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宋敏求在亳州做官时,刘恕特地去亳州拜访他,想借阅他的藏书,宋敏求尽地主之谊,准备好了一桌宴席,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宋敏求只好撤去宴席,刘恕将自己关在书房中,昼夜读书、抄书,待了十来天后,终于将自己想看的书看完,竟看坏了眼睛。
范祖禹疑心“道原致疾,亦由学之苦邪?”《资治通鉴》的三位同修中,刘恕最先去世,他于元丰元年(1078年)去世,年仅47岁,最终未能看到《资治通鉴》的问世。
司马光蛰居洛阳时,刘恕在江西为官,他向朝廷请求到司马光身边,协助他修书。一路颠簸到洛阳,刘恕自觉身体状况不佳,对司马光表示,恐怕这是此生最后的相见,相伴数月后,刘恕启程回家。送别之际,司马光赠给他一些御寒的衣袜,刘恕推辞不过,只好收下,走到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又将所赠衣袜寄还给司马光。刘恕家贫,但一丝一毫不妄取于人。
未及到家,刘恕便得到母亲过世的噩耗,哀痛不已,“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在病痛之中,刘恕没有忘记司马光的嘱托,没有忘记修书之事,“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指修《资治通鉴》的书局)中。”
刘恕除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外,自己也有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外纪》传世,由其名字可知,此书乃是因《资治通鉴》而生。《资治通鉴》起于三家分晋,也就是开篇就到了战国时代,刘恕问司马光为何不从更早的时代写起呢?司马光表示孔子作《春秋》,已将平王东迁以来的事情囊括在内了。刘恕又问孔子作《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一事,那为何不从这里写起呢?司马光回答:“经不可续也。”刘恕由此知道,司马光修书带着“尊避圣人”的敬意。
与此同时,刘恕又认为《资治通鉴》不述三家分晋之前的事,对于读者而言总是不方便的。要了解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大事,读者必须去找《史记》《国语》和诸子百家的书,相当分散。
刘恕将三家分晋前的史事整理在一本书中,这便是《资治通鉴外纪》的由来,此书前接《资治通鉴》,刘恕原本还打算再作一书续《资治通鉴》,但因身体不适,自知再无余力便主动放弃了,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