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蛇辞旧岁，金马踏春来。马是中国人喜爱的动物，我们欣赏它的速度、耐力、坚毅，嘶鸣的战马守护一方家园，西来的天马踏出丝路繁华，蹁跹的舞马尽显优雅生活，驮茶的滇马见证民族交融。马是中国艺术的常客，人们绘其形象，寄托深远的情怀。在丙午马年到来之际，请随我们一起领略文物与艺术中多姿多彩的马。

　　战马雄壮

　　近年来，各大博物馆在春节前夕举办生肖文物展览已成惯例。上海博物馆的“春风骐骥：马年生肖展”展出了16件（组）马主题文物，其中唐昭陵六骏石刻拓本尤为引人注目。

　　昭陵六骏是位于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北司马道两侧的六匹骏马浮雕。唐贞观十年（636），李世民下令制作这批纪念性浮雕。这六匹骏马陪伴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的名字是：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

　　昭陵六骏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杰作。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美术通史》第三卷中盛赞昭陵六骏“是雕刻艺术中塑造战马形象最杰出的一组作品，也是唐代雕塑艺术发展中一组成功的优秀作品”，“优秀的匠师通过巍然屹立、款段徐行和腾骧飞驰等姿态，不但出神入化地表现出六骏各自不同的动态神情，而又刻画出它们所共有的雄健骏美的外形和坚强刚毅、所向无前的精神气势”。

　　六匹骏马浮雕中的四件，如今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白蹄乌，武德元年（618）李世民骑着这匹色黑蹄白的骏马在浅水原之战中战胜了薛仁杲，它驰骋在沙场上，凌空破风，雄壮威武。特勤骠，武德三年（620）李世民在山西追击宋金刚所乘马，毛色黄白，悠闲徐行，一派得胜后的从容姿态。青骓，武德四年（621）李世民骑着这匹毛色苍白的骏马在虎牢关之战中击破窦建德军，它身中五箭，依然奔跑不止。什伐赤也是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中骑乘的骏马，它的毛色是纯赤色的，大概就是令人神往的“汗血宝马”，它也身中五箭，依然奋蹄疾驰。

　　另外两匹骏马浮雕，在二十世纪初流失海外，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拳毛騧，一匹毛卷色黄的骏马，在武德五年（622）李世民与刘黑闼的作战中，它身中九箭，是六骏中中箭最多者，最终战死沙场。其坚毅的眼神，表现出对死亡的不惧，观众欣赏这匹骏马时，能感受到生命的庄严。昭陵六骏浮雕中，仅有一个人像，就是站在毛色紫红的飒露紫旁的武将丘行恭，他以“勇敢绝伦”著称，正在拔出飒露紫胸前的一支箭。

　　后世文人墨客行经昭陵时，多对昭陵六骏有所吟咏，而对无缘亲谒昭陵的人而言，要了解昭陵六骏的身姿也不太难。北宋一位叫游师雄的官员，在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任职陕西转运判官时，在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留意文物古迹的保护，他主持重修唐太宗庙，并立《昭陵六骏碑》，将六骏形象、毛色和唐太宗对六骏的赞语刻于石上。线刻画虽难与浮雕原件媲美，但也保存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到了金代，画家赵霖依据北宋石刻拓片绘制了《昭陵六骏图卷》，此卷今藏故宫博物院。

　　尽管上海博物馆本次展览展出的只是昭陵六骏的拓本，但其沉稳、英勇、坚毅的精神仍然能够打动人心，这就是伟大的艺术作品跨越千年摄人心魄的力量。

　　舞马蹁跹

　　马是战场上极为重要的装备，无马便难以急速前进，造成凶猛的攻势。马还是人类的好朋友，是便捷的交通工具，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

　　扬州博物馆马年生肖艺术展，展出了一件唐代打马球纹铜镜，为国家一级文物。扬州是唐代繁盛的商业中心，通江达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物产丰富，制造业发达，尤其以制造铜镜而闻名。扬州铜镜不仅行销国内，更远播海外。

　　这件1965年出土于邗江县泰安乡金湾坝工地的铜镜呈菱花形，围绕圆形镜钮分布着四匹奔马，马上各有一人持球杖，他们正在打马球，折枝花卉与山峦点缀其间。仔细看，这四匹马可以分成两组，一组球在空中，两马相向，两骑士挥杖，皆欲夺得此球；另一组球已被一位骑士得到，另一位骑士紧紧追随。方寸镜面，将打马球的紧张场面塑造得生动有趣，可见当时工匠的独特构思与非凡技艺。

　　一种观点认为马球源于波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代贵族十分热爱这项运动，装饰唐代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中就有一幅生动的《马球图》，今天观众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展”中欣赏到。

　　打马球不仅是为了娱乐，也有“习战”的功能。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描写了一场激烈的马球赛：“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骏马装饰着染红的牛毛和黄金制品，让整个比赛更加精彩，韩愈接着说“此诚习战非为剧”，寄望张仆射能以国之忠臣自许，驱马于沙场之上杀贼立功。

　　大唐以宽广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宾、容纳多元文化，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一面铜镜折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银壶浇灌一种审美趣味。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这是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的珍宝。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两百多件金银器，制作精良，让人见识到唐人的非凡审美。

　　该银壶造型仿游牧民族惯常使用的皮囊壶，壶盖帽塑造成一朵覆莲，莲顶中心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银链与提梁相连，提梁形如弓。壶身上錾刻两匹骏马，其前肢直立，后腿曲坐，口中衔杯，系在脖颈处的彩带随风飘扬。这是两匹舞马，正衔杯祝寿，唐代宫廷有训练舞马的旧事，舞马能随乐曲而动，博得观者开颜。这件银壶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典雅博大的大唐风度。值得一提的是，皮囊壶造型常运用于辽代瓷器，在瓷的质地上逼真刻画出皮革的质感。

　　从马球、舞马这些活动中，人们收获了快乐，也须避免沉溺其中。只知逸乐，忘记自己的职责所在，便是玩物丧志。

　　画马寄怀

　　马是中国绘画的常客，历代不乏画马的名家，涌现出诸多名作。唐有韩幹，辽宁省博物馆藏《神骏图》传为韩幹所作，画的是东晋高僧支遁爱马的故事，别人讥笑支遁养马却不乘马，支遁以“爱其神骏”回应，他爱马超脱了实用的功能。宋有李公麟，其《五马图》以白描手法绘西域进献给北宋朝廷的五匹骏马，各由一人牵引，五马各具风姿，潇洒俊逸。到了元代，赵孟頫、任仁发都擅长画马，其中任仁发的一幅《二马图》更具廉洁文化内涵，启人深思。

　　任仁发是一位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此幅《二马图》现藏故宫博物院，画面上可见两匹马，靠前的是一匹健壮的花马，神情轻松得意，马首挽着笼头，但缰绳脱落；居后的是一匹瘦削的纯色马，肋骨分明，马首低垂，缰绳牢固，似在艰难前行。

　　画家的跋语诠释了他为什么要画这样两匹马，肥马“虽有厌饫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踣蹶之患”，每日享受丰盛饮食的肥马，没有饥饿的体验，但若是走在羊肠小道上，却有因身形过大而跌倒的风险；瘦马“皮毛剥落，啮枯草而立霜风，虽有终生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独立寒风、饮食不佳的瘦马，虽然不受人待见，却不必日夜奔竞，讨好于人。

　　接着，画家转而点出他画的不只是马，更是以马喻人，“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污滥之耻欤！”清官廉吏克勤克俭，造福于民，使万民丰衣足食；贪官污吏盘剥民脂民膏，使自家金银满屋，百姓忍饥挨饿，无耻之名声随之而来。系在两匹马上的缰绳也足可玩味，脱缰之马便如没有规矩束缚之人一样，毫无顾忌，为所欲为，故而不可不重视立规矩、明法度。

　　论近现代画家中画马的高手，许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名字是徐悲鸿。位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正在展出“奔腾尺幅间：馆藏马主题精品展”，展出徐悲鸿收藏、创作的马主题画作。徐悲鸿一生热爱画马，尤其是奔马，早、中、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氛围、艺术追求，因而风格各异。

　　据该展览介绍，徐悲鸿早年的奔马画作，“带着一种文人的诗意与宁静”；抗日战争时期，心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徐悲鸿，将满腔爱国热情注入笔端，“此时的笔墨更加奔放与豪迈，马的形象更加矫健有力、鬃毛飞扬，充满了一往无前的气势”，奔马已化身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克服重重苦难，勇往直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徐悲鸿的奔马画作“少了战争年代的悲怆，多了欢快与从容”。

　　展览展出了两件徐悲鸿画马的形制较大的作品，1942年创作的《群奔》绘六匹奔跑的骏马，它们在旷野上尽情奔驰，没有什么能够拦住它们腾跃的脚步，寄托着中华民族对自由的追求。另一幅是1931年创作的《九方皋》，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人与马关系的深刻理解。

　　千里马若无伯乐慧眼识别，只能埋没于群马之中。伯乐本名孙阳，秦国人。伯乐年老，秦穆公请他推荐一个人继续为国识别千里马，伯乐推荐了九方皋，盛赞自己的本领不如他高超。秦穆公命九方皋寻觅良马，三个月后，九方皋报告已寻得一匹“牝而黄”的马，秦穆公命人牵来看看，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匹“牡而骊”的马，不仅颜色不对，连雌雄也不对。伯乐所荐之人连相马常识都不知，秦穆公找来伯乐欲斥责，伯乐解释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他不在乎皮相，直接抓住本质与精髓，这正是九方皋的过人之处。事后证明，这匹“牡而骊”的马果然是难得的良驹。

　　在徐悲鸿的画作中，一位壮年男性牵着一匹前肢腾跃的黑马，黑马旁的老者一手叉腰，望着黑马，正是九方皋，而在九方皋身后则是两个要看他笑话的浅薄之徒。九方皋智慧而自信的目光，与充满活力的黑马，勾勒出了人识别千里马、千里马愿为知己者用的关系。

　　我们常以“马中赤兔”来形容人的非凡才华。徐悲鸿擅长画马，却非天生具有这样的才华，而有赖于长期的观察、揣摩、练习。他自述：“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肌肉、组织，又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

　　纵然未必有“马中赤兔”的才华，我们可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坚持，胸怀沃野千里、目含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