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南京，记忆里，江南一带的胡同常被称为巷弄、里弄、弄堂，尤以上海为甚，家门紧挨着家门，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北京的胡同于我而言，是陪同母亲坐着人力车游览过的那几条巷子，参观的那几个名人故居而已。缘于写一本胡同文化的书，从两年前开始，我便与东四一带的砖巷结下了缘分。

　　如何以诗歌的语言来彰显胡同之美、胡同之魅？颇感急张拘诸。我开始查阅有关胡同的资料，去寻觅那些青砖黛瓦里曾发生过的前尘往事。胡同里旧时的烟尘早已远去，每每掩卷沉思，那些遗落在文字里的背影与故事，仿如在书卷里轮回倥偬，令人动容。

　　北京的胡同，是一部“砖砌”的历史，是一本意蕴深厚的“志书”。胡同里“条”的起源，可追溯到明朝。明代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已开始有“某几条胡同”的记载了。“东四十条”便是以“条”称呼的胡同，东四一带涵盖了十四条胡同。

　　东四位于东城区中部，元代称十字街，明代于十字路口四面各建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因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牌楼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毁于大火，后曾照原样重修。1954年东四牌楼彻底拆除。

　　明代北京城东，以东四为中心，以东四牌楼为基点，朝西叫作猪市大街，东部由南往北，则是东西走向的十四条胡同，名为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如今，猪市大街的名字没有了，但东四头条到东四十四条的地名还在，是一片保护相对较好的老胡同街区。

　　这片街巷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元大都时期，明嘉靖时已经有了东四头条胡同至四条胡同的记载，到清光绪时被称为“东四某条”的胡同又增至十二条。

　　1965年北京整理地名时，十二条北边的两条胡同也被依次改编为十三条和十四条。由此，东四头条到东四十四条的胡同名一直保留至今。

　　清末文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提到：“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清朝灭亡后，东富西贵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民国后，新贵多向东城转移。东四地区是“东贵”新潮流的代表街区。比如徐世昌住进了六条，朱启钤搬进八条。

　　时光似流水，江山是过客。

　　我在胡同里游走，手握铜门环，不经意间便叩开胡同深处悠远的岁月。高墙朱门，院里高大的槐树上花色萌动，紫藤爬在花架、围墙上，回廊里走动的身影衣袂飘飘，古遗文韵的厚重与诗意静静栖居于此。这让我不由想起南京三进带天井的祖宅，有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江南民居的雅致。春末夏初的茉莉、蔷薇、金银花等爬满了竹篱，清香袭人。祖宅附近颐和路两边都是法国梧桐，春夏浓荫覆盖。这是胡同巷弄南北各有特色的风景。

　　大部分保留下来的胡同，像一部摄像机记录着百姓的日常生活。顺着逼仄狭长的通道走入，可见数户人家挤在一个大院子里，电表箱犹如粗壮的蜘蛛网将一个个院落连接，过道上三三两两停靠着自行车、电动车。

　　王公贵族、曲艺名伶、文豪名贤都曾在胡同里度过或长或短，或喜或悲的时光。四季轮回，胡同里和睦相处、相互礼让的邻里关系是一抹温暖的底色。

　　崇雍大街，被称为东城南北中轴通衢上的“天地之街”，连接着天坛与地坛。京韵文化，宛如大青衣的水袖曼舞，不惹尘埃却又精致风雅。偶尔从院墙内传出的笛声，好似可以吹尽春风千里。而今，许多老建筑进行了腾退修葺，老砖瓦被重新打磨出新光泽，京味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含，老而不旧的“大市银街”转眼已是百年芳华。

　　在东四北大街上漫步，青砖灰瓦的传统建筑一路相随，“万字不到头”的挂檐板、古旧的台明石、梅兰竹菊的精美砖雕、商铺墙根的鸢尾，处处是景致。这里曾是元明时期最为繁华热闹的地带。清末民初时，鼎盛一时的饽饽铺、药铺街边林立，一派繁荣……有商业的地方就会繁荣，从古至今未曾改变。

　　从东四北大街向南而行，至东四十条40号，这里曾是爱国将领佟麟阁的故居。卢沟桥事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驻守平津一带的佟麟阁，率部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城外南苑的第29军司令部遭受日军猛烈攻击，佟麟阁誓死抗敌，最终壮烈牺牲。

　　驻足静听，耳畔依稀回响着佟将军对幼子们的谆谆教诲。

　　两三步外，老槐树伸展着年迈的枝干，似冬梦未醒。屋顶灰色瓦缝里的枯草，在风中倔强地挺立着。一位老妇人坐在门口古旧的石墩上打盹，整齐的短发在阳光下散发着银白的光泽。门檐上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咚作响，这清悦的铃音是否也在她梦里？

　　东四六条巷口的核桃树歪斜着身子立着，尨眉皓发，已两百余岁。63号和65号院是大学士崇礼旧宅，古宅由街北的两大宅院和一座花园组成，布局宽敞，屋宇华贵。院内环以围廊，左右数座跨院，一殿一垂花门，后院有戏台、祠堂，花园里有假山、凉亭。院子极为安静，我站在院落中间，看着半已残破的房椽，长满杂草的灰瓦，而老宅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雅士，闲观万事岁月长。

　　胡同如画，漫步其中，诗意就从旧时光中扑面而来。